陈独秀被开除党籍揭秘


  陈晓南 李建军 王登科

  一、1929年前后的国内外时代背景

  1927年11月7日,在苏联莫斯科红场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十月革命的庆祝活动。这天红场上红旗招展,形如红海洋,十分壮观。斯大林和苏联最高领导集团人员,站在列宁墓的主席台上检阅浩大而雄壮的游行队伍。突然,当中山大学的游行队伍走到红场入口处时,队伍里的苏联“托派”学生迅速从口袋里掏出红旗挥舞,并同时呼喊“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派”的响亮口号。当即引起了另一派学生的反对,甚至双方发生了斗殴。然而更使斯大林集团吃惊的是:中国的留学生中有梁干乔、区芳、陆一渊、史唐、宋逢春等人,也紧跟着拿出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落茨基”的旗帜,同时拼命呼喊口号,比俄派学生喊的还响亮……当着众多国内外人士的面发生了这一幕幕丑闻,斯大林深感难堪,并恼羞成怒!这种苏共党史上从未有过的严重政治事件,加剧了苏共党内斗争的白热化程度。11月14日,苏共中央决定开除托落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党籍。1928年2月,托落茨基又被驱逐到土尔其流浪。同时连株被开除的要员多达75人,还开除了许多中国留学生的党籍,(注:上个世纪的80年代,苏共中央为托落茨基集团进行了平反昭雪)肃反严重扩大化。

  陈独秀听到上述消息后,气愤地说:“斯大林的手段太毒辣了!”这时再加上临时中共中央常委们如:张国涛、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等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左”倾路线影响很深。指使极左青年任弼时、恽代英、蔡和森等人向陈独秀开火:“是谁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的?是谁下令把工人手中的武器交给国民党的?”陈独秀气愤地回答说:“工人纠察队都在干些什么?到处贴标语喊口号,到处追着剪人家的辫子、剪人家的长衫,搞得街上乱哄哄的!”还特别教训他们说:“你们这些小孩子晓得什么呀,现在的形势多么严重呀!国共两党快要决裂,交枪是表示合作的诚意,以我们的真诚去感动人家。你们这些小孩,做了那么多蠢事,给中央添了许多乱子不说,给汪精卫造成了攻击我们的口实。”陈独秀类似与青年干部谈话的口气,后来成了“家长作风”的证凭。

  这里必须重点重复说一下“交枪”实况。当时武汉总工会主席是刘少奇,交枪由陈独秀批准,由刘少奇出面将几千条土枪、破枪交给了贺龙的部队。后来实为自己的队伍……。这在事实上决非右倾投降机会主义。列宁指出:在强兵之下,如不“实行妥协……却要同敌人硬拼。这是知识分子的孩子气。而不是革命阶级的郑重的策略。”(《列宁选集》第4卷第238页)陈独秀说的“你们这些小孩子晓得什么?”不正是列宁说的“知识分子的孩子气”吗?多么令当代的共产党员寻味!

  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当时审时度势,交了这些破枪、土枪。到秋收起义后,党和毛泽东手上有了更多的“小米加步枪”。这就是列宁的“退一步,进两步”嘛!有什么不对呢?毛泽东也总结说:“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经验,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毛泽东选集》1967年版第574页)。

  “有缘千里来相会”。这时党的一大代表刘仁静恰好从苏联留学归国,并向党中央公开表明了自已的抚派观点,不满斯大林的主观主义和极“左”路线。他在回国途中,还特意绕道土尔其拜望托洛茨基,他与梁干乔成了受到托氏接见的“二位稀客”……刘仁静想陈独秀加入他们的小组织,因多种原因,陈独秀未能入门。1929年8月,陈独秀与彭述之、尹宽等人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并选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为总书记,彭述之、马玉夫、罗世凡为常委,通过了决议,发表了经总书记陈独秀修改定稿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就这样出现了公开的党内分裂活动,影响很不好。毛泽东说过:“长征是错误路线逼出来的”。如果说这句话是对的,那么,陈独秀的这一作法也是国际、国内错误路线逼出来的。当时的“左”倾国际和中共中央只好于8月28日,由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代表约陈独秀谈话,陈没有接受意见。时任中央组织部长兼军委主席的周恩来也专门作过陈独秀的思想工作,但都没有丝毫效果。恰在这时,中共江苏省委作出了决定:将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开除党籍;并要求中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陈独秀当即向党中央书面表示:“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就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而且正需要勇敢的对革命对党负责的反对派,坚决不和机会主义、冒险主义的威吓手段及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同流合污”。很快,当时“左”得出奇的共产国际来信指示中共中央:“在一切斗争生活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派及托洛茨基派,他们现在已成为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托洛茨基派。”共产国际的“指示”,犹如是对陈独秀政治上、组织上的“判决书”。11月5日,当时“左得出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终于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江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并指出:“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开除陈独秀的党籍,并无限上纲为“反革命方面”,当时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其中有郑超麟、杨明斋等人特别活跃,他们的游说被中共中央负责人诉之为“调和主义”后,为建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的杨明斋,还只身越出国境,到莫斯科找到共产国际说情……结果共产国际约陈独秀去“讨论”,但陈独秀很倔犟,拒绝了这次机会,最终无可挽回的被开除了党籍。这就叫做举世闻名的“开山书记”被自己创建的党开除了“党籍”。

  二、问题的焦点——共产国际错误指挥

  共产国际,千秋功过,自有评说。下面以事实说话。何谓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就是独一无二的世界共产党组织,又叫第三国际。它曾实行高度集中的组织制度。对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和革命运动都有制约制控权,使其成为了战斗的“总参谋部”,并在共产国际内部实行“铁”的纪律。在20多个岁月中,它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起过“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巨大作用。对帮助中共的诞生、成长、发展也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功不可设。直到长征时期,共产国际也派来了世界知名军事专家李德协助指挥军事,派白求恩从事医疗工作等等。毛泽东曾说过:“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同上第四页)

  但共产国际给各个国家的共运也造成了重大损失。主要是理论脱离实际,这是毛泽东总结的非常正确的结论。共产国际代表魏经斯基和马林等人,来到中国帮助陈独秀等人建党时,就是盛气凌人,不是耐心说服,而是压服,结果压而不服。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却硬要瞎指挥,遭到陈独秀同志的多次反驳和反对,陈独秀曾说过:“各国有各国的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自己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能独立自主的做法”。陈独秀如此强硬的抵制共产国际的瞎指挥,积怨甚多,一但工作中出了错误,就一触即发,不可收拾……,但必须肯定陈独秀的这种思想不就是后来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的发展吗?陈独秀思想,就是中共早期的马列主义,要不怎能么会有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革命的辉煌成就?

  这个时期,党的斗争中,既有政治斗争,又有经济斗争,既有工人运动,又有农***动;既有文化斗争,又有武装斗争。从1924年至1927年,以陈独秀为核心的党,掌握和领导了叶挺和贺龙的部队及其他游击队。领导了北伐战争等,并取得了很大胜利。

  共产国际代表的瞎指挥来自于共产国际指挥中心。它是按强化集中制的思想领导世界革命运动的。实践证明,这种高度集权制领导方式掩盖着危险倾向,国际执委会对各国共产党实行“全盘领导、全面干预”。特别是到1925年斯大林指示:“共产国际不能成为星球上的组织……它不能不干预各国党的事务。如果否认它的干预权,那就是为共产主义的敌人效劳”。所以,共产国际能在一个国家的党的代表大会后,有权解散某个党的中央委员会,并指派另一个中央委员会来“代替”。对那些有不同意见的各国党的领导人,不分清红皂白,一律“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恐怖统治在共产国际内发展,它经常干预、处分、消灭各国的“优秀的领导者”。陈独秀同志就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者。尤为严重的是,各国党组织按照它的指使行事后,出了差错,国际执委不但不承担半点责任,反而严励追究各国党负责人的责任。由于各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全盘领导、实际上就是全盘取消各国革命的特点,搞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律化、一刀切”。此种领导艺术怎能在世界上行得通呵!到陈独秀掌握中共党权时,共产国际的“领导艺术”遭到了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抵制。出现了这么一个公式:强制一抵制一打击一再强制一再抵制……到1926年斯大林不得不说:“应当使共产国际各支部能够更多的自己领导自己。”但这一指示不但远远没有贯彻执行,而且更加强化集中制,在这种局势下,俄共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1925年,共产国际“总负责人”季诺维也夫承认说:“共产国际几乎是随着俄国党而转折。”近十多年来,国外学者认为:实行强化集中制完全是苏联民族利益和外交政策的需要,一切;围绕着“保卫苏维埃”服务。因此,造成了各国党对苏共的态度是很矛盾的。中共也是如此,中共从成立到1949年,苏共把物质给了国民党,把文件和报刊资料给了中共。20多年中,对中共的指示中,许多是不合党情、国情的瞎指挥,如要国共两党“以长江为界而分治”等等。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坚决不赞同,毛泽东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才使中国的革命面貌出现了:“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天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各党对共产国际“左”倾政策的自发冲击,始于法国共产党,使“保卫苏联”的口号一时消失。在法西斯主义气势汹汹的形势下,1934年2月12日,法国工人阶级反击了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第一次兄弟般的站到了一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总书记多列士说:“武装暴动的出现,促进了15年来我们未曾建立起来的统一的人民阵线”。同时,奥共也参加了社会党人组织的武装抵抗。到1934年,共产国际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维持旧政策,批评各国党的自主活动;二是到下半年,共产国际严格的集中制开始松动,共产国际对各党的批评特别是严励批评越来越少了。1934年10月25日,斯大林致信共产国际新的总负责人季米特洛夫,表示支持他的关于改变共产国际机关的工作方法与方针政策。1939年全面战争爆发,共产国际指挥中心无法控制各党了。到1940年11月,美国共产党退出共产国际。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了,指挥中心不中心了。到1943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建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

  综上所述,这个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公布之后,国内外的敌人掀起了一股解散各国共产党的逆流。毛泽东指出:“有些什么‘文化团体’开了一个会,决定打电报给毛泽东,叫他趁着第三国际解散的时机,将中国共产党也解散”。(同上第860页)共产国际24年的组织指挥发展史,证实了这种高度集中制的组织形式,与已经发展起来的各国革命运动的实际,有不可解脱的矛盾,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践决定了它的历史终结。

  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错误,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就是斯大林同志的错误。对于斯大林的错误,中共中央于1963年9月13日《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指出:“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主张,被某些中国同志接受和实行,中国人自己应当负责,所以我们党进行的反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来只限于批评我们自己的犯了错误的那些同志,而没有把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今回首往事,1927年至1929年,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同志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拱下台以后;紧接着就是瞿秋白、李立三同志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都是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直接“指挥”有关的。他们该承担的瞎指挥错误,就应该推到他们身上,这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实事求是。至于中国托派问题,也是斯大林肃反严重扩大化,错误地主观唯心主义地把当时中国在苏联留学的一些热血青年,打成“托派分子”。压而不服,造成他们回国以后,要出这口恶气:托派就托派,看你斯大林怎么样?结果斯大林利用共产国际这根“指挥棒”,限定要中共中央在中国大抓“托派”,就这样,苏联的肃反扩大化,扩大到中国境内,中国共产党内。这不能不说,是共产国际强加给我党历史上的一场悲剧。对这场悲剧,许多人感到不好理解,通过学习与研究后,就会理解的。毛泽东指出:“中苏关系,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扯皮。世界上那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斗争的。矛盾是经常的,有矛盾就有斗争”。“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344页。

  新世纪里,研究国际共运的学者们,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们,应手握党的“学术无禁区”的武器,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立场上,冲破禁区,大胆探索,深刻研究各个领域的难点,重点,实事求是,用事实说话,公正、公平与公开评价中外历史人物。对于不注重研究历史的现象,毛泽东曾批评说:“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墨一团……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起,忘记了”。(《毛泽东选集》1967年版第755页)。要认真研究历史和中共党史,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教导,也是胡锦涛总书记的一贯正确主张。

  目前,我国经济繁荣,学术活跃,并互相促进。出现了许多“学会”、“研究会”、“协会”、“联谊会”等等。这些“会”是干什么的呢?是遵循毛泽东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毛选》第5卷362页)。又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言”:只有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摘自“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